日本歷史教科書爭端再起 中韓宜冷靜面對切忌激進 (2004/10/27)
Kosuke Takahashi 撰文
雖然日本右翼組織美化二戰期間侵略行為的歷史教科書一再激起中國和韓國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憤慨，他們還是再次這麼做。採用他們編撰的教科書的學校在日本佔極少數，但這類教科書在大眾書店卻成了暢銷書，這正是反映日本一少撮鷹派當道的其中一個現象。這類教科書中雖然包涵右翼基因，不過仍可以成為重新評估歷史問題的一個起點。在清算日本戰爭責任的問題上，信仰和平主義的公眾也許是誠懇的，但日本政府，特別是小泉右翼政府似乎沒有這種政治意志。
日本一右翼組織編撰的這種新歷史教科書給本已緊張的中日關係雪上加霜。中國政府和媒體認識到絕大多數日本國民都不支持右翼篡改歷史教科書，不過仍表示高度關注《新歷史教科書》對歷史的扭曲和對日軍二戰期間暴行的美化。韓國也表達了擔心，不過沒有中國那麼強烈。對大多數信仰和平主義的普通日本人來說，這種教科書在國內外都給日本帶來很大困擾。
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爭端不是第一次出現，中國和韓國的憤怒也不是，不過這次是在相關國家政治高度緊張而經濟聯繫緊密的時候出現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少數著名鷹派人物，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重寫和美化日本歷史並激發日本人歷史自豪感的最新一次努力。《新歷史教科書》2001年3月被文部科學省審訂通過，當時的文部科學省大臣町村信孝在小泉內閣經過改組後現在擔任外相。
好消息是日本只有少數初中採用《新歷史教科書》，截至2003年5月，全國僅有15所初中（7所公立，8所私立）表示在今年4月採用這種教科書。此後，也許有更多為數不詳的學校跟進，然而分析家指出，數目仍然偏少。在2003年5月進行了一次年度調查，調查結果在12月份公佈。當時的數據顯示，在日本375萬初中學生中，不到1200人使用這種教材，日本當前有11,134所初中學校（10,434所公立，700所私利），這意味著儘管右翼媒體大肆宣傳，但僅有0.13％的初中學校使用這種教材。這些資料都來自文部科學省教材部。也許會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實際閱讀這種教材的初中學生約佔0.032％，遠低於右翼組織預定的10％的目標。日本的教育體制是：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學4年。
至於不太出名的《新公民教科書》，據說2003年5月僅有11所學校（2所公立和9所私立）表示在2004年4月開始使用。
右翼組織編撰新版教科書
《新歷史教科書》和《新公民教科書》都是由日本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為初高中學校編撰的教材。
甚至日本人也認為《新歷史教科書》存在一系列歷史準確性問題。該書強調灌輸日本傳統、文化和遺產，西尾和著名漫畫家小林善紀等作家稱日本戰後教育體制丟棄了傳統文化。例如，它重點描述西元712年編寫的《古事記》和西元720年撰寫的《日本歷代記》等。
爭議問題包括新版歷史教科書試圖把1941－45年的太平洋戰爭美化成擺脫美英等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亞洲解放戰爭。新教科書重複使用“大東亞戰爭”而不是“太平洋戰爭”一詞，理由是他們稱日本軍國政府當時就是這樣命名這場戰爭的。另外，新教科書還質疑國際戰爭罪法和1946－48年東京戰犯法庭的合法性－他們認為這強烈表明了勝利者的偽善，因為戰勝國自己也犯了戰爭罪。
日本媒體認為，新教科書的一個主要問題（但不是唯一的）是：它隻字不提“慰安婦”或朝鮮、中國、菲律賓以及其他國家的婦女被抓去“慰勞”日軍的問題。估計有10－20萬婦女被迫充當日軍的性奴隸，據說當中80％都是朝鮮女子，其他的包括菲律賓、中國和少數西方婦女。
新教科書對日軍大批殺戮中國平民輕描淡寫，將其稱為“南京事件”而不是“南京大屠殺”。中國和外國一些權威學者說當時大約有30萬平民和非戰鬥人員被日軍殺害，至少2萬名婦女被強姦。很多照片和書面檔可以證明這一點。最嚴重的屠殺發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期間，但新教科書沒有提到受害人數。
新教科書是於2001年由扶桑社在東京出版。扶桑社是日本富士產經集團的成員之一，該集團於1967年由《產經新聞》和富士電視臺組成。除了發行報紙，《產經新聞》也出版被稱為《Seiron》的月刊雜誌，該雜誌定期發表鼓動反華的文章。
《新歷史教科書》暢銷
中央政府批准的可供初中學生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共有8個版本，但與其他7種不同，《新歷史教科書》在普通書店很容易就能找到，而且還很暢銷。因此，富士產經集團極力爭取通過使該書成為日本及其它國家如中國的大眾媒體的熱門話題來贏得更多讀者和大賺一筆。越多人談論該書，它就越暢銷。該集團似乎一直在利用中國對新教科書的強烈反應大發橫財。在惟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社會，出版公司使用這種策略司空見慣，不過這樣做引發的道德問題備受質疑。
據出版商透露，除了學校購買的，扶桑社已在書店售出70萬冊新版歷史教科書，每本售價980日元（折合9美元），共計630萬美元。
教科書問題第一次是在2001年3月日本文部科學省批准在2002年4月－2003年3月這段時間試用後出現的。文部科學省的該決定書當時在日本國內引起強烈爭議，也遭致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中國和南韓的批評聲最高，它們認為這種民族主義教科書掩蓋了日本的戰爭暴行。
新版歷史教科書是由時任文部科學省大臣、現任外相町村信孝審批通過的，他當時說該書考慮到了鄰國的情緒，符合國家標準。他表示希望中國、南韓以及其他國家讀了審核後的教科書後打消顧慮，但它們沒有。在此之前，文部省已要求扶桑社本著對日本歷史更正確誠實的態度，按照建議更客觀、更審慎地重新修改教科書。在編撰委員會應文部省要求對其中137處做出修改之後，該教科書最後獲得通過。
日本教育屆在使用新版教材的問題上顯得更冷靜和審慎。中國及其它國家可能希望知道而且應該知道，在日本由於教育管理權力下放，中央政府不能強迫任何學校採用指定教材。地方都有自己的教育委員會，採用什麼教材由它們自己和學校類型（比如公立還是私立）決定。而且，學生的父母和老師擔心，使用這種頗具爭議的教材會對學生將來成功通過日本大學的入學考試造成負面影響。另外，輔助教材有時更重要，特別是在私立預科學校更是如此，原因是學生唯讀政府審定的教材是考不上名牌大學的。
然而，今年8月26日當東京都教委從8種歷史教科書中選中頗具爭議的《新歷史教科書》給白鷗中學使用時，教科書問題又再浮出水面。在此之前，東京都教委只在兩所公立殘疾中學使用新版歷史教科書。像《朝日新聞》等日本自由派媒體報導說，右翼分子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推廣使用新版歷史教科書的幕後主使。這是因為東京都教委的6名成員中有兩人都是石原親自任命的。石原與首相小泉純一郎又有姻親關係。
日本多數民眾不接受《新歷史教科書》
正如所預料的，此舉立即遭來中國和南韓的強烈抗議。中國媒體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兩次發表聲明說，日本應該“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下一代”並“正確認識和對待過去那段侵略歷史”。不過，孔泉承認“絕大多數日本民眾並不接受新版歷史教科書”。
同時，據《南韓時報》報導，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官潘基文表示，“日本應該尊重歷史，在正確認識歷史的基礎上發展與漢城的關係。”該報還提到“日本民間組織以及南韓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激進分子已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到2.9萬個簽名，今年初已將其提交給日本教育委員會希望阻止這本頗具爭議的教科書獲得使用。”
雖然絕大多數日本人實際上並不支持使用右翼教科書之類的事件，但為何這些右翼學者組織和右翼政客，如石原總能活躍在日本社會，特別是政壇呢？這些右翼分子有很多共同點：他們依然堅持二戰前以天皇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觀點或神道教，甚至連美國的道格拉斯·麥克亞瑟將軍－二戰後日本的保護人也不能改變這一點。
在日本，清算二戰罪行從免除當時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開始－這不是一個好的開始。由麥克亞瑟領導的美國佔領軍沒有追究他作為戰時日本首腦的戰爭責任，特別是道德責任。對麥克亞瑟來說，避免譴責倍受日本國民尊敬的天皇對美國立即實施佔領政策和順利控制日本領土與國民很有必要。否則，日本可能已變成今天的伊拉克，大規模的暴動持續不斷，遊擊隊或恐怖分子不斷製造事端。
老實說，美國需要這樣的政策，至少對天皇需要這樣。隨著1950－53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的共產主義和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的出現，華盛頓需要對中國和蘇聯採取防禦性政策。因此，美國釋放了很多關押在巢鴨監獄的戰犯，當中包括政治和商界領導人，例如兩名右翼教父和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岸信介。
自民黨分裂為親中、親台兩派
岸信介本人於1957年成為首相，他是自民黨一個著名派系的創始人，該派目前是自民黨最強大的派系，是小泉首相的政治基礎，為前首相森喜朗所領導，故稱森喜朗派。岸信介還是前自民党幹事長（該黨二號人物）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森喜朗派是眾所周知的親台派，而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因最近的獻金醜聞辭去改派的領導職務）領導的派系為親中派。這是因為橋本派的根源可追溯到已過世的前首相田中角榮創立的一個組織，而正是在田中當政期間，中日於1972年簽署了《聯合聲明》，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自民黨內的這兩個派系是長期的競爭對手。
日本政界很出名的一個事件就是田中角榮因“洛克希德賄賂醜聞”而被趕下臺。很多日本政治家至今仍認為，這個“醜聞”是美國政府洩漏的，原因是田中與中共靠得太近了，竟然把北京置於美日同盟之前。日本政界此後對美國變得更為順從了，都盡力避免重蹈田中的覆轍。因此，在日本廣受歡迎的田中真紀子（田中角榮的女兒）2002年8月被迫辭去在親美的小泉政府所擔任的外相職務並不是歷史的巧合。
在二戰剛剛結束時，美國曾打算通過為日本制定一部“和平憲法”來解除這個二戰罪魁禍首之一的武裝。但美國中途改變了政策，不但沒有清洗所有的軍國主義分子（只懲罰那些敢於同美國作對的軍國主義分子），還在1952年為日本創建了自衛隊。美國學者約翰·道爾在其榮獲普利策獎的著作《擁抱戰敗》（1999年出版）中說，這種政策“‘逆轉’導致建立了由政治家、官僚和商人構成的保守派霸權，並一直延續到世紀之末”。換句話說，日本的舊秩序在二戰結束後並未被打破，而是延續了下來。
戰後，遠東的日本與歐洲的德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德國沒有參與朝鮮戰爭這類大戰，而且除了紐倫堡審判外，德國自己還設立特別法庭審判納粹戰爭罪犯；日本沒有這樣做，自己沒有主動審判戰爭罪犯和面對自己的過去－儘管日本有相當多的和平主義者。必須記住的是，1989年日本一位市長僅僅因為說裕仁天皇要為二戰承擔“一些責任”，右翼極端分子就企圖謀殺他。
日本右翼指責中國拿教科書問題干涉日本內政，他們擔心中國的要求會危及延續了1000多年（為世界之最）的日本皇室的合法性。
日本政府認為，對中國、南韓及其他國家的每一個戰爭受害者進行賠償在政治方面不可行，因為這將意味著要與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家修改條約。日本官方聲稱，當與有關國家簽署條約時，已經以大量經濟援助的形式對其他國家做出了賠償。
日本試圖模仿德國
面對國內外的強烈批評，日本政府模仿德國的做法，在1995年二戰結束50周年紀念日建立了名為“亞洲婦女基金”的民間人道基金，通過向民間募捐賠償前“慰安婦”。日本政府的“靈感”來自“德國－波蘭和解基金”。“亞洲婦女基金”最後總共募捐到5.59億日元（約510萬美元）。但許多前“慰安婦”拒絕接受任何賠償，因為她們認為日本政府缺乏道歉誠意，而且這種賠償還再次傷害了她們的尊嚴。許多日本人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美國堪薩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格蘭特·古德曼在《二戰慰安婦遺留問題》一書中透露，美國軍方在1945年左右就知道了“慰安婦”問題，但並未在東京戰爭罪法庭上提出來。美國需要日本成為它在亞洲最強大的盟友（或傀儡），因而願意忽略掉日本的某些罪行。坦率地說，如果美國當時提出了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和“慰安婦”等日本的重大罪行，日本與中國和韓國的政治關係會好得多。
許多日本人覺得，以前和現在的天皇和首相都在許多場合，特別是中國和南韓領導人訪問東京時以某種形式道歉了，或至少表示了遺憾。而且對於中國，許多日本人認為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已經補償了日本過去所破壞的。在數十年間，特別是兩國關係友好的80年代，日本向中國提供了總計約3.3萬億日元（300億美元）貸款。
日本媒體報導說，1999年10月1日開放（紀念中共建政50周年）的新的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就是利用日本經濟援助建成的，而中國媒體從未報導日本的這類善意、慷慨的捐贈、大量的優惠貸款及其他投資/支付。所有這些看來導致許多日本人對中國政府和媒體充滿懷疑。現在日本人擔心，面對日本少數右翼分子的不斷挑釁，中國日益膨脹的自大和自尊會導致反日情緒進一步激化。這種反日情緒在8月7日的亞洲杯決賽上暴露無疑－中國隊在自己的地盤上輸給了日本隊。
南韓尋求克服障礙
歷史問題也常常毒化南韓－日本關係。1998年10月南韓總統金大中訪問東京並在日本議會進行了30分鐘的演講，此後兩國關係大幅改善。金大中在那次演講中說：“日本需要真正的勇氣去面對過去……而大韓民國需要準確評估日本正在改變的態度並展望未來。”金大中在演講中說，他與小淵惠三首相簽署的聯合聲明是雙方努力克服分歧的一個里程碑，並且結束了雙方在歷史問題上的分歧。他說聯合聲明是雙方開拓未來共同和平與繁榮局面的基礎。
日本政治觀察家說，那次和解峰會、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日本和南韓共同主辦）以及文化交流對兩國關係的改善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日本現在正經歷一場韓國文化熱，即“韓流”。南韓的電視劇，如《冬日戀歌》和電影在日本國內大受歡迎。
中國和日本也的確需要這種和解峰會。為此小泉應該停止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或者根據有關建議另建一個世俗設施紀念陣亡者，這樣日本領導人就不用去代表著神道教的靖國神社了。
如果一個人企圖忘記其生活中的許多年，那麼他將會成為一個有病的人；如果一個國家企圖忘記其歷史中的很多年，那麼它將成為一個有病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實際上在處理（和試圖忘記）自己過去的罪行時一直在遭受精神分裂症和記憶缺失的痛苦。為了治癒這種頑症，日本必須繼續與過去作鬥爭，因為一個沒有、不能或不願吸取歷史教訓的國家肯定沒有未來（儘管討論會觸及某些禁忌，以及勇敢的探索會激起政治風暴）。
在中國方面，它需要避免對少數日本右翼的行為做出過激反應，誇大他們所做的一切，如教科書問題可能正中他們下懷。這可能激起普通日本人潛在的反華情緒和傷害中日政治關係，並進而傷害兩國密切的經濟聯繫。換句話說，如果中國能以冷靜的態度對待這種教科書問題（請記住在日本只有少數學校採用右翼編撰的教科書），那麼中國將重新贏得普通日本人對它的信任，並能使右翼分子處於孤立境地，南韓金大中和盧武鉉政府已經樹立了良好的範例。
此外，中國也許應該儘量避免用歷史問題抗衡美日同盟，許多日本知識界人士相信中國時常打“歷史牌”來分化瓦解美日同盟。在臺灣問題上，美日同盟對中國來說如芒在背。中國看來還想打歷史牌阻止日本成為東亞政治大國，特別是具有軍事力量的政治大國。
最重要的是，假如中國真讓日本面對歷史，那它就應要求日本處理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但這肯定會把中日關係推入絕境。中國需要將這個問題留給那些有責任心的日本人來解決，例如為阻止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有些日本人向法院控告小泉首相的參拜行為違憲，並且已有一家法院做出了這種判決。在日本，想促進中日關係改善的人肯定遠遠多於右翼分子，這在教科書問題上已經體現出來了：到目前為此，絕大多數初中都拒絕採用右翼編寫的歷史教科書。